1861年，在德国施塔斯富特的地方首次开采光卤石钾矿……
“文若，我一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通过不断尝试才能进步。
工业大学制作出的氮肥可以试一下，产量高低一比较就知道。
……”
辽东虽然经过多年发展，但不少人依然顽固，他们只相信自己认知范围的事情。
“殿下，最近有个讨论会很有意思。”
刘恢提着茶壶给荀彧和自己茶杯里加满了水。
“什么事情能让文若发出这样的感慨？”
荀彧端起茶杯，微笑着说道，“不少人总结了我们一直以来官场的一些做法。”
听到荀彧的话，刘恢也是很好奇。
荀彧继续说道，“有人把自古以来的潜规则称之为钱规则。”
听到荀彧这样说，刘恢嘴角扯了扯，这话难听，但的确是实话。
“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溜须拍马，这种现象一旦形成，那么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一旦溜须拍马流行于官场，那么，欺上瞒下就会成为常态。
因为上级喜欢听自己想听的话，下级就会专门去找类似的话，他们会把成果不断放大，问题不断缩小。
可是，问题缩小只是在嘴里，并未实际去处理解决他，问题本身依旧存在。
很多人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底层百姓，是因为底层百姓的不知足、不努力造成的，可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
刘恢听到荀彧的话，让他想起了历史上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记载:即将执行死刑时，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他的同伙先进去索要财物，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家属谈，如果犯人贫穷，就找他们本人谈，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
这种合法祸害别人的能力，便是官吏的合法伤害权，是古代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纬度之一，整个社会财富都要据此逻辑进行分配再分配，在这些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古代官吏眼中，老百姓形同鱼肉，这也是“鱼肉百姓”一词的由来。
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朝最能干的大臣，深知官场各种弊端和权谋，圆滑的游刃其间，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所谓中兴。
然，身居高位、聪明绝顶的张居正，讲起官场小吏的故事，也是心怀畏惧。
军队里的军官升官发财、论功行赏主要取决于沙场斩获的首级，作假冒功可是杀头大罪。
兵部有个小吏，故意把一份报告上的一个数字洗去，再填上一个同样的数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
将校们得到消息大惊失色，忙不迭贿赂小吏，收了贿赂，小吏又改口说，字虽有涂改，但仔细检查，发现和原来一样，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就不再追究。
张居正感叹:军官们在战场浴血奋战杀敌，但升降富贵，命运却有相当程度捏在这个小吏手里，他的官职虽小得微不足道，可你不行贿他行吗？
刘恢想起这些事情，并非这种事情只有明清才有，而是历朝历代这种属于正常普遍现象。
“文若，你想过这是为何？”
荀彧原先也很迷茫，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朝廷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辽东从第一天起就杜绝这种现象，现在，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殿下，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不同官场形态。
中原朝廷的官吏没有制衡，他们掌握着
县官，县官巴结郡官，郡官巴结朝廷大员，层层递进。
长此以往，谁还记得百姓？因为百姓根本无法左右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刘恢赞同的点了点头，“我一直也在说，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腐败，这一点是必然。
任何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否则权力失去制约，对于百姓来说就是灾难。
失去制约的权力，首先会造成社会不公，律法形同虚设，或者说，律法就是为了百姓而设。
另外，我们要让百姓来决定官员的前途和命运。
现在我们只是把官员和公务员考核纳入了百姓满意度，将来，我们要让百姓有权决定谁成为县长和郡守……”
听到刘恢的话，荀彧不断点头，辽东正在朝这条路上走，不过，离刘恢设想仍然有不小差距。
在刘恢看来，最不需要的就是过多的口号，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为民办事的社会制度，只有当官员和公务员利益与百姓挂钩时，你不去喊口号，大家依然会用心去工作，与其浪费时间搞这些，不如多去想法解决百姓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终于明白殿下为何刚开始就要变，如果到今天再来改变，恐怕很难调头。”
荀彧深知，一旦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一切都不太可能，因为大家习惯了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谁会愿意接受别人监督？谁会愿意公布自己个人财产？辽东律法严格规定，凡是超过个人正常收入的财产，都会被认定为贪腐所得，辽东腐败立案标准是1华元，哪怕只拿了1华元，那么必须开除，达到500华元将追究刑事责任，10万华元将被判处死刑，并且将个人事迹镌刻于城市耻辱石上。
辽东最初这一做法，遭到中原各地官吏嘲笑，他们声称，当官不贪财，谁去当官？
不过，随着时间推进，一些有识之士看明白了，辽东这一做法是吏治的基础，否则一切就是空谈。
当官员和公务员升迁不由自己上司决定时，谁会脑袋进水去给上司行贿？辽东官员和公务员考核中，百姓意见占比超过60%。
例如:一名普通乡里的接待人员，他是一名普通公务员，每次接待完成后，会有一个满意度，根据自己判断划勾以后放入意见箱，意见箱是两大监管部门共同管理和统计。
吏治首要解决就是利益链条。
1861年，在德国施塔斯富特的地方首次开采光卤石钾矿……
“文若，我一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通过不断尝试才能进步。
工业大学制作出的氮肥可以试一下，产量高低一比较就知道。
……”
辽东虽然经过多年发展，但不少人依然顽固，他们只相信自己认知范围的事情。
“殿下，最近有个讨论会很有意思。”
刘恢提着茶壶给荀彧和自己茶杯里加满了水。
“什么事情能让文若发出这样的感慨？”
荀彧端起茶杯，微笑着说道，“不少人总结了我们一直以来官场的一些做法。”
听到荀彧的话，刘恢也是很好奇。
荀彧继续说道，“有人把自古以来的潜规则称之为钱规则。”
听到荀彧这样说，刘恢嘴角扯了扯，这话难听，但的确是实话。
“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溜须拍马，这种现象一旦形成，那么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一旦溜须拍马流行于官场，那么，欺上瞒下就会成为常态。
因为上级喜欢听自己想听的话，下级就会专门去找类似的话，他们会把成果不断放大，问题不断缩小。
可是，问题缩小只是在嘴里，并未实际去处理解决他，问题本身依旧存在。
很多人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底层百姓，是因为底层百姓的不知足、不努力造成的，可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
刘恢听到荀彧的话，让他想起了历史上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记载:即将执行死刑时，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他的同伙先进去索要财物，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家属谈，如果犯人贫穷，就找他们本人谈，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
这种合法祸害别人的能力，便是官吏的合法伤害权，是古代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纬度之一，整个社会财富都要据此逻辑进行分配再分配，在这些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古代官吏眼中，老百姓形同鱼肉，这也是“鱼肉百姓”一词的由来。
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朝最能干的大臣，深知官场各种弊端和权谋，圆滑的游刃其间，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所谓中兴。
然，身居高位、聪明绝顶的张居正，讲起官场小吏的故事，也是心怀畏惧。
军队里的军官升官发财、论功行赏主要取决于沙场斩获的首级，作假冒功可是杀头大罪。
兵部有个小吏，故意把一份报告上的一个数字洗去，再填上一个同样的数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
将校们得到消息大惊失色，忙不迭贿赂小吏，收了贿赂，小吏又改口说，字虽有涂改，但仔细检查，发现和原来一样，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就不再追究。
张居正感叹:军官们在战场浴血奋战杀敌，但升降富贵，命运却有相当程度捏在这个小吏手里，他的官职虽小得微不足道，可你不行贿他行吗？
刘恢想起这些事情，并非这种事情只有明清才有，而是历朝历代这种属于正常普遍现象。
“文若，你想过这是为何？”
荀彧原先也很迷茫，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朝廷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辽东从第一天起就杜绝这种现象，现在，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殿下，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不同官场形态。
中原朝廷的官吏没有制衡，他们掌握着
县官，县官巴结郡官，郡官巴结朝廷大员，层层递进。
长此以往，谁还记得百姓？因为百姓根本无法左右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刘恢赞同的点了点头，“我一直也在说，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腐败，这一点是必然。
任何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否则权力失去制约，对于百姓来说就是灾难。
失去制约的权力，首先会造成社会不公，律法形同虚设，或者说，律法就是为了百姓而设。
另外，我们要让百姓来决定官员的前途和命运。
现在我们只是把官员和公务员考核纳入了百姓满意度，将来，我们要让百姓有权决定谁成为县长和郡守……”
听到刘恢的话，荀彧不断点头，辽东正在朝这条路上走，不过，离刘恢设想仍然有不小差距。
在刘恢看来，最不需要的就是过多的口号，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为民办事的社会制度，只有当官员和公务员利益与百姓挂钩时，你不去喊口号，大家依然会用心去工作，与其浪费时间搞这些，不如多去想法解决百姓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终于明白殿下为何刚开始就要变，如果到今天再来改变，恐怕很难调头。”
荀彧深知，一旦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一切都不太可能，因为大家习惯了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谁会愿意接受别人监督？谁会愿意公布自己个人财产？辽东律法严格规定，凡是超过个人正常收入的财产，都会被认定为贪腐所得，辽东腐败立案标准是1华元，哪怕只拿了1华元，那么必须开除，达到500华元将追究刑事责任，10万华元将被判处死刑，并且将个人事迹镌刻于城市耻辱石上。
辽东最初这一做法，遭到中原各地官吏嘲笑，他们声称，当官不贪财，谁去当官？
不过，随着时间推进，一些有识之士看明白了，辽东这一做法是吏治的基础，否则一切就是空谈。
当官员和公务员升迁不由自己上司决定时，谁会脑袋进水去给上司行贿？辽东官员和公务员考核中，百姓意见占比超过60%。
例如:一名普通乡里的接待人员，他是一名普通公务员，每次接待完成后，会有一个满意度，根据自己判断划勾以后放入意见箱，意见箱是两大监管部门共同管理和统计。
吏治首要解决就是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