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著书原因

天幕说了一连串从寻常女子口中说出足以毁掉一生的话,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偏偏还不能拿她怎么样!

有人颤颤巍巍地说:“大胆,何其大胆!夫为妻纲,天下至理,一个女子若不顺从丈夫,不孝顺公婆,她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后世真是礼崩乐坏,竟有那么多骄横无礼的女子!”

刘彻笑不出来了,脸色也阴沉下来,他怎么可能听不出天幕的潜台词。

天幕难道批判的只是《女诫》,她分明是在批判她口中的男权社会和统治阶级。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大汉立国的国策,也是皇帝驭下的手段之一。

虽说夫为妻纲比起前两个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但也是不可或缺的。

武皇后笑吟吟地,只是眼底没有丝毫笑意。

她并不喜欢女德这玩意儿,如果她真的遵循女德,就不可能进入李治的后宫。

说白了,她在乎那些贤良淑德之类的所谓美德,她想要的是权力,想的是万人之上的荣光,女德不可能束缚她。

邓绥神色沉沉地,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出身大家,从小就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世人称赞,因此她做了妃子以后还是谨守本分。

但她对班昭的做法还是很不高兴,她以太后身份干政,这就意味着她已经不是世俗所夸赞的贤女了。

她尊敬班昭,信任班昭,她却写《女诫》,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她对于男子的推崇以及对女子的束缚,她为此感到失望。

【班昭之所以能写出《女诫》这样的书,与她的人生经历脱不开关系。一方面,她出身在儒学大家,自幼受到儒家“三纲五常”等男权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班家一贯的家风,班昭有一位姑祖母曾做过皇帝的后妃,也就是成帝的班婕妤,这位也是备受封建社会所推崇的贤女,有却辇之德,成帝曾专宠班婕妤,邀请她与自己一起同乘辇车,但被班婕妤拒绝。】

【后来赵飞燕姐妹横空出世,班婕妤不想掺和进后宫的争端之中,主动要求侍奉太后,成帝驾崩以后又为其守陵。我并非觉得班婕妤不好,正相反,我觉得班婕妤这样的女子品德高尚,遇见她是成帝本人的幸运,只不过他没有把握好机会,从班婕妤的一生来看,就足以看出班家的家风,那么班昭的所作所为很容易理解,因为她真心实意认为女子应该遵从女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或是外来的影响也都是如此。】

班昭气愤地说:“难道班婕妤不是后宫女子的表率么?”

“身为后妃,难道要像赵氏姐妹一般蛊惑君王,祸乱宫廷不成?班婕妤谦顺贤淑——”

她猛地顿住,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写《女诫》,难道真的是因为曹家未嫁的女子么?

那时候她年纪都多大了,哪里会有没出嫁的曹家女儿,那她写书是为了什么?

她想起邓绥,似乎明白了什么。

刘彻若有所思地说:“班昭与邓绥是同时代的人,她写这本书的用意,莫非是想要规避太后的干政?”

说是教育未嫁女子,但这些条条框框,用来教导后妃最合适不过。

后妃若是个个谦顺,想来也不会有这么多干政的太后吧?

不过,这本书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的东汉社会已经有了窦太后、邓太后这样的政治女强人,掩盖了同时代男性的光辉,当她们执政的时候,无论做得好不好,都是在实行原本属于男性的权力,女性统治者的威严空前显赫。而班昭也在文中隐晦地表达出了她的看法,《女诫》夫妇篇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

【虽然她没明说,但我想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男子无法驾驭女子,反过被女子骑到了头上,这正是班昭所担心且不满的。她希望能通过《女诫》来矫正这种危险的风气,但她没有能力要求男子自强不息,只能一味要求女子卑弱以求男子能够驾驭她们。这是时代的可悲,也是班昭的可悲,身为女子,却早早踏入了封建社会为女子所准备的陷阱,并为之摇旗呐喊,约束与自己同性别的女子。】

邓绥勃然变色,说道:“不敢对男子指指点点,便只能约束女子么?”

一个国家的男子若是要依靠女性卑弱才能掌控她们,那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并不是反对以夫驭妻这种理念表示反对,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她早就习惯了。

即使她做了太后,也不可能直接改变这种思想,这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的底线。

她只是气恼,为何男子没有能力驾驭妻子,就要要求女性卑弱呢?为何男性不能直起腰杆,用自己的力量驾驭妻子呢?

武皇后若有所思地想,她这算不算是骑到了男子头上啊?

她不仅骑到了丈夫儿子的头上,还骑到了李唐宗室以及全天下的男子头上。

别说,这滋味还挺爽的呢。

【《女诫》最初问世时,班昭的说法是为了教育家中女性,她的弟子马融觉得这书很不错,让妻子女儿阅读,但这本书并没有引发时人的追捧,反而有些反对的声音。班昭有个小姑叫曹丰生,也是当时的才女,她读完这本书以后,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认同,为此还写文章与班昭辩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没能流传,反而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中或许就有这篇文章不符合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原因。】

【马融的女儿马伦虽然读过此书,后来嫁给汝南袁氏的袁隗,出嫁后面对袁隗的询问,马伦不慌不忙,一一驳斥了袁隗,使对方哑口无言,似乎并没有遵循《女诫》中的教诲。班昭于永初六年写完《女诫》,次年邓绥就把班昭连同其儿子打发到长垣,意味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