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咣——”
奥布里斯气冲冲地推开警长的办公室。
警长温斯莱看了一眼眼前脸涨的通红的属下，“等会儿再跟你谈，伯利，”然后他挂上电话。
“什么事，奥布里斯？”
“我们找到他们了，”奥布里斯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怒火。
“找到谁了？”
“托马斯一家谋杀案的凶手，”奥布里斯的眼中又闪现出怒火，“斯文.舒尔，还有海因茨.奥利布，新纳粹，在海德堡南郊，山顶公园宿营地，他们没有住汽车旅馆，也没有住酒店，没有租房子，一辆白色的奔驰房车，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他们制造的噪音，重金属音乐、发酒疯、吵架、呻*吟和喊叫，他们就是德国的渣滓。”
“又怎么样？”警长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
“可是我和两辆警车去抓他们的时候，被人拦住了，”奥布里斯的音量提高了，“两名联邦情报局的特工说这件案子不用我管，还有副警长费尔南德斯也在那儿，他说是你的命令！”
“是我下的命令，”温斯莱不温不火地靠在椅背上，“这案子归他们管，我们配合，不管怎么样，都不是我们的事。”
“您没看到他们做过什么吗？”奥布里斯悲愤地大喊道，“难道那样的人不该受到惩罚吗？”
“应该，”温斯莱的态度依旧平淡，“可是奥布里斯，办案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我说了，不归你管。”
“可那本该是警察局的案子！”奥布里斯的嗓门儿更大了，“联邦情报局凭什么管凶杀案哪？”
“出去！”温斯莱打开办公桌上的卷宗，“奥布里斯，你投入太多的私人感情了，需要休息，离开我的办公室，休息一个星期再来上班吧。”
“嗄啦……”
奥布里斯攥紧拳头，死死地盯着他。
可是温斯莱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他低下头，好像面前的卷宗比人重要。
“嘭——”
奥布里斯摔上门，气愤地离开。
外面正在办公桌前忙碌的人都怔怔地看了一眼从警长办公室离开的奥布里斯，然后继续工作。
走到电梯前的奥布里斯烦躁憋闷，他索性拐进右侧的消防通道。
翻出一根香烟，叼在嘴里，可是却死活找不着打火机，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戒烟有一段儿时间了。
把烟揉成碎末以后，奥布里斯把烟扔到地上，翻出一部手机。
“喂？弗雷曼，我是警察局的奥布里斯，你是不是也在找那几个新纳粹？别跟我装糊涂，听着，我们从没谈过话，明白吗？这个手机号我用过就扔了，我讨厌你，只要让我抓到机会，我还是会送你进监狱，可是这次记好了，南郊，山顶公园，白色房车……”
挂掉电话以后，奥布里斯把SIM卡拿出来，掰成两半扔在墙角的垃圾筒里。
再从走廊里走出来的时候，奥布里斯恢复了正常，摆着一张扑克脸，面无表情地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可以看到那张脸上带着一丝痛苦，一丝对现实的无力，还有深深的疲惫。
“就在这里，先生。”
在弗雷曼的夜总会，一个矮小瘦弱的黑人在地图上给邵乐和大雷指点着方位，他的黑皮肤与欧洲常见的黑人不同，是一种好看的橄榄色，说话也很有礼貌，显得极有教养。
“只有两条道，”他接着说，“一条盘山路，还有一条是步行石阶，在南坡树林里，不过有的地方坡度快接近80度，挺陡，还有山上喝多的人经常会把酒瓶扔下去，所以会有不少的玻璃碴儿。”
“见到那些人了吗？”邵乐拿着一把水果刀，削着苹果皮。
“有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黑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先生，他们很凶，送披萨的时候不给小费，还打了我一拳，死纳粹崽子！”
“是些什么样的人？”大雷还从来没有见过新纳粹，有点儿好奇。
黑人一下子也被问住了，因为在德国好像没人不知道那帮杂种是个什么德性，要是你不知道，不管你是不是白人，都可能受到伤害，可是弗雷曼在旁边盯着，他不敢随便敷衍，“有一个男的身高大概有一米九吧，瘦长，胳膊上有纹身，一个纳粹的标志，希特勒的头，另外一个有点儿壮——对不起，先生，就像您的同伴那样的体型。”
“嗯？”大雷感觉有人在指他，抬起头，嘴里还有一半香蕉没咽下去。
“但是没他这么傻，哦对不起，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黑人不自觉地说了一个德文的形容词，随即觉得有点儿不妥，赶忙道歉。
“咳咳……”弗雷曼被自己的雪茄呛到。
邵乐也一脸憋笑的样子。
唯独大雷没有听懂，这个黑人用的是一个只有常混迹街头才会用的形容词，不存在任何德语学习课程内。
“没事，没事，你继续，呵呵呵呵……”邵乐跟弗雷曼对视一眼，朝着大雷摆手。
弗雷曼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那个卡弗斯坦让他转交的SD卡他是看过的，他也被郑重告诫，一旦他俩的关系恶化，要小心那些照片上出现过的人，防止他们在他的地盘上搞出事来，连累弗雷曼。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俩人在河边的餐馆谈了一会儿，弗雷曼的手下甚至发现那个曾经跟大雷谈过话的中国人就在街边的车上监视。
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俩人好哥们儿一样离开了。
再看看大雷那憨厚的长相，论头脑，他肯定不如邵乐，到底说了些什么，可以让这样一个老鸟选择继续相信一个卧底的叛徒呢？
“那个很壮的男人背后掖着一把手枪，”黑人说，“他最凶，就是他打的我。”
“那两个女人呢？”邵乐把手里削完皮的苹果递给他，“说说她们，漂亮吗？身材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黑人有点儿受宠若惊地接过苹果，“有一个好像是北欧人，皮肤很白，长的很高，栗色的头发，另一个说的德语有点儿俄罗斯口音，脸上的妆很重，就好像低档次的夜总会里出没的女人，眼里只有毒品和性，还有酒精，没有脑子。”
“你送披萨的时候，他们正在干什么？”邵乐又拿起另一个苹果。
“在——”黑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于是他又说了一句粗话，“交配，先生，只有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他们正在做的事。”
邵乐又问了几个问题以后，朝弗雷曼点点头。
“好了，希尔，”弗雷曼拍拍黑人的肩膀，“就到这儿吧，谢谢你的帮忙。”
“我的荣幸，弗雷曼先生”黑人拘谨地站起来，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多了句嘴，“弗雷曼先生，要是您想对付他们的化，盘山道上我碰到过副警长费尔南德斯，虽然他说是来散步的，可是还有两个外地人，另外树林里还有动静，肯定还有人——”
邵乐手里的水果刀停了一下，又继续削着苹果。
“忘掉你说过的好吗？”弗雷曼不得不告诫希尔，“忘掉你见过谁，再也不要提起，行吗？是为了你好，希尔。”
“好的，弗雷曼先生，”希尔马上醒悟自己有点儿太多嘴了，他压抑下表达的欲*望，从包厢里走出去。
“不管哪儿的黑人，”邵乐停下手里的动作，用刀片着苹果片儿，“都是一样的话多。”
“他没问题，”弗雷曼挂着保证，“不该说的他不会说出去。”
“没别的意思，”邵乐知道他想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苹果切成两半儿，拿着一半递给大雷。
“副警长费尔南德斯守在那里，可不是什么好事。”弗雷曼又不是什么菜鸟，鬼才相信副警长会正巧在那里散步。
“是专门等我的，”邵乐抽出一块纸巾，把水果刀擦干净，放回到果盘里，站起来，“好了，弗雷曼先生，感谢你的帮助，从现在起，你什么都没帮过我，什么也没做过，你甚至从来没见过我。”
“要是以后来海德堡，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跟我说，”弗雷曼站起来跟他握手，“肖恩，跟你合作很愉快。”
“以后可能会常来的，”邵乐微笑着，“别忘了我在这儿还有个实验室呢。”
!!
“咣——”
奥布里斯气冲冲地推开警长的办公室。
警长温斯莱看了一眼眼前脸涨的通红的属下，“等会儿再跟你谈，伯利，”然后他挂上电话。
“什么事，奥布里斯？”
“我们找到他们了，”奥布里斯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怒火。
“找到谁了？”
“托马斯一家谋杀案的凶手，”奥布里斯的眼中又闪现出怒火，“斯文.舒尔，还有海因茨.奥利布，新纳粹，在海德堡南郊，山顶公园宿营地，他们没有住汽车旅馆，也没有住酒店，没有租房子，一辆白色的奔驰房车，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他们制造的噪音，重金属音乐、发酒疯、吵架、呻*吟和喊叫，他们就是德国的渣滓。”
“又怎么样？”警长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
“可是我和两辆警车去抓他们的时候，被人拦住了，”奥布里斯的音量提高了，“两名联邦情报局的特工说这件案子不用我管，还有副警长费尔南德斯也在那儿，他说是你的命令！”
“是我下的命令，”温斯莱不温不火地靠在椅背上，“这案子归他们管，我们配合，不管怎么样，都不是我们的事。”
“您没看到他们做过什么吗？”奥布里斯悲愤地大喊道，“难道那样的人不该受到惩罚吗？”
“应该，”温斯莱的态度依旧平淡，“可是奥布里斯，办案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我说了，不归你管。”
“可那本该是警察局的案子！”奥布里斯的嗓门儿更大了，“联邦情报局凭什么管凶杀案哪？”
“出去！”温斯莱打开办公桌上的卷宗，“奥布里斯，你投入太多的私人感情了，需要休息，离开我的办公室，休息一个星期再来上班吧。”
“嗄啦……”
奥布里斯攥紧拳头，死死地盯着他。
可是温斯莱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他低下头，好像面前的卷宗比人重要。
“嘭——”
奥布里斯摔上门，气愤地离开。
外面正在办公桌前忙碌的人都怔怔地看了一眼从警长办公室离开的奥布里斯，然后继续工作。
走到电梯前的奥布里斯烦躁憋闷，他索性拐进右侧的消防通道。
翻出一根香烟，叼在嘴里，可是却死活找不着打火机，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戒烟有一段儿时间了。
把烟揉成碎末以后，奥布里斯把烟扔到地上，翻出一部手机。
“喂？弗雷曼，我是警察局的奥布里斯，你是不是也在找那几个新纳粹？别跟我装糊涂，听着，我们从没谈过话，明白吗？这个手机号我用过就扔了，我讨厌你，只要让我抓到机会，我还是会送你进监狱，可是这次记好了，南郊，山顶公园，白色房车……”
挂掉电话以后，奥布里斯把SIM卡拿出来，掰成两半扔在墙角的垃圾筒里。
再从走廊里走出来的时候，奥布里斯恢复了正常，摆着一张扑克脸，面无表情地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可以看到那张脸上带着一丝痛苦，一丝对现实的无力，还有深深的疲惫。
“就在这里，先生。”
在弗雷曼的夜总会，一个矮小瘦弱的黑人在地图上给邵乐和大雷指点着方位，他的黑皮肤与欧洲常见的黑人不同，是一种好看的橄榄色，说话也很有礼貌，显得极有教养。
“只有两条道，”他接着说，“一条盘山路，还有一条是步行石阶，在南坡树林里，不过有的地方坡度快接近80度，挺陡，还有山上喝多的人经常会把酒瓶扔下去，所以会有不少的玻璃碴儿。”
“见到那些人了吗？”邵乐拿着一把水果刀，削着苹果皮。
“有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黑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先生，他们很凶，送披萨的时候不给小费，还打了我一拳，死纳粹崽子！”
“是些什么样的人？”大雷还从来没有见过新纳粹，有点儿好奇。
黑人一下子也被问住了，因为在德国好像没人不知道那帮杂种是个什么德性，要是你不知道，不管你是不是白人，都可能受到伤害，可是弗雷曼在旁边盯着，他不敢随便敷衍，“有一个男的身高大概有一米九吧，瘦长，胳膊上有纹身，一个纳粹的标志，希特勒的头，另外一个有点儿壮——对不起，先生，就像您的同伴那样的体型。”
“嗯？”大雷感觉有人在指他，抬起头，嘴里还有一半香蕉没咽下去。
“但是没他这么傻，哦对不起，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黑人不自觉地说了一个德文的形容词，随即觉得有点儿不妥，赶忙道歉。
“咳咳……”弗雷曼被自己的雪茄呛到。
邵乐也一脸憋笑的样子。
唯独大雷没有听懂，这个黑人用的是一个只有常混迹街头才会用的形容词，不存在任何德语学习课程内。
“没事，没事，你继续，呵呵呵呵……”邵乐跟弗雷曼对视一眼，朝着大雷摆手。
弗雷曼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那个卡弗斯坦让他转交的SD卡他是看过的，他也被郑重告诫，一旦他俩的关系恶化，要小心那些照片上出现过的人，防止他们在他的地盘上搞出事来，连累弗雷曼。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俩人在河边的餐馆谈了一会儿，弗雷曼的手下甚至发现那个曾经跟大雷谈过话的中国人就在街边的车上监视。
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俩人好哥们儿一样离开了。
再看看大雷那憨厚的长相，论头脑，他肯定不如邵乐，到底说了些什么，可以让这样一个老鸟选择继续相信一个卧底的叛徒呢？
“那个很壮的男人背后掖着一把手枪，”黑人说，“他最凶，就是他打的我。”
“那两个女人呢？”邵乐把手里削完皮的苹果递给他，“说说她们，漂亮吗？身材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黑人有点儿受宠若惊地接过苹果，“有一个好像是北欧人，皮肤很白，长的很高，栗色的头发，另一个说的德语有点儿俄罗斯口音，脸上的妆很重，就好像低档次的夜总会里出没的女人，眼里只有毒品和性，还有酒精，没有脑子。”
“你送披萨的时候，他们正在干什么？”邵乐又拿起另一个苹果。
“在——”黑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于是他又说了一句粗话，“交配，先生，只有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他们正在做的事。”
邵乐又问了几个问题以后，朝弗雷曼点点头。
“好了，希尔，”弗雷曼拍拍黑人的肩膀，“就到这儿吧，谢谢你的帮忙。”
“我的荣幸，弗雷曼先生”黑人拘谨地站起来，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多了句嘴，“弗雷曼先生，要是您想对付他们的化，盘山道上我碰到过副警长费尔南德斯，虽然他说是来散步的，可是还有两个外地人，另外树林里还有动静，肯定还有人——”
邵乐手里的水果刀停了一下，又继续削着苹果。
“忘掉你说过的好吗？”弗雷曼不得不告诫希尔，“忘掉你见过谁，再也不要提起，行吗？是为了你好，希尔。”
“好的，弗雷曼先生，”希尔马上醒悟自己有点儿太多嘴了，他压抑下表达的欲*望，从包厢里走出去。
“不管哪儿的黑人，”邵乐停下手里的动作，用刀片着苹果片儿，“都是一样的话多。”
“他没问题，”弗雷曼挂着保证，“不该说的他不会说出去。”
“没别的意思，”邵乐知道他想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苹果切成两半儿，拿着一半递给大雷。
“副警长费尔南德斯守在那里，可不是什么好事。”弗雷曼又不是什么菜鸟，鬼才相信副警长会正巧在那里散步。
“是专门等我的，”邵乐抽出一块纸巾，把水果刀擦干净，放回到果盘里，站起来，“好了，弗雷曼先生，感谢你的帮助，从现在起，你什么都没帮过我，什么也没做过，你甚至从来没见过我。”
“要是以后来海德堡，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跟我说，”弗雷曼站起来跟他握手，“肖恩，跟你合作很愉快。”
“以后可能会常来的，”邵乐微笑着，“别忘了我在这儿还有个实验室呢。”
!!